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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:高度自律的职业写作者

徐学勤 发布时间:2019-06-19 10:16:00来源: 新京报

  1992年,芝加哥的一个清晨,到美国留学已经三年的严歌苓,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,来电人自称是导演,想购买她的小说《少女小渔》的电影版权,并请她担任编剧。严歌苓询问他拍过什么电影,他说拍过《喜宴》,她惊喜地大叫:“天哪,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”

  导演李安的这次邀约,不仅将严歌苓从留学生的经济窘迫中“解救”出来,还为她开启了与影视为伍的编剧生涯。三年后,电影《少女小渔》荣获了亚太电影节的五项大奖,包括最佳电影和最佳编剧。

  “从四岁时便醉心功名”的严歌苓,终于尝到了一举成名的滋味。然而,这还只是开始,此后的近三十年里,她笔耕不辍,一部部小说和影视作品纷至沓来,她的声名也随之水涨船高。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冯小刚、李少红、陈冲等华语电影圈最知名的导演,都与之有过合作,“严歌苓”成为自带流量的文学与影视IP。

  自称“写稿佬”的严歌苓,如同一架不知疲倦的写作机器,每天开足马力按时按点地生产数个小时,直到榨出她能想到的最后一个字。高度自律的写作习惯,源于军旅生涯和职业化训练,这让她保持着惊人的产量。截至今年,她共出版了22部长篇小说,约70篇中短篇小说,还参与了八九部电视剧和众多电影的编剧。

  年轻时,她曾说,“我从童年、少年直到如今,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人。”她深谙“出名要趁早”的道理,因为作家如果没有名气,他的书就不会有人看,他的主张就不会有人欣赏和接受,但游历半生归来,她觉得当初的想法非常幼稚,她现在所有的努力,不过是要做一个平凡人。“因为自命不凡,就会失去平常心,就会写不出世间平常的生活。”

 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

  初到美国求学的那段日子,是严歌苓一生中最彷徨无依的时刻。1989年,她结束了一段为期三年的痛苦婚姻,放弃了国内优渥的生活环境和靠三部长篇小说积累起来的名气,只身闯荡全然陌生的美国,过起了靠洗盘子、当保姆、做护工赚钱的生活,那年她整好三十岁。

  “三十而立”的箴言,如同一道催人奋进的紧箍咒。尽管考取了中意的美国高校,开始了梦寐以求的职业写作训练,她却仍然自视为一名失败者,“于婚姻、于写作、于恋爱,都是最不得要领的时候”。人在这样的时刻,往往把自己看得很低。

  这一时期,她迷恋上读作家们的传记,她发现那些文学泰斗们,无论男女,都具备一些共同的美德和缺陷。比如,他们都有铁一样的意志、军人般的自我纪律、或多或少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,“他们对待自己每日的艺术创造,就像对待一件明升体育88功课:只求心灵的付出,不求肉体的获得”。

  军人出身的严歌苓,把这些文学前辈称之为“男超人”“女超人”,拼命从他们身上汲取写作技艺和精神力量。从1991年的暑假开始,她每天雷打不动地写作五六个小时,即便打工一整天之后神志涣散、思维迟钝,她还是借助一杯浓咖啡将自己强行按在写字台上,坚持写到深夜一点。

  当咖啡因带来的兴奋正在劲头上,她又必须搁笔去睡觉,因为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。从祖辈遗传下来的失眠症对她不离不弃,这个外人看来或许不值一哂的病,却曾让她的祖父想到自杀,也让她每晚陷入孤立无援的沼泽。最高的失眠记录是长达三十多天不能入睡,她被诊断为患有躁狂性抑郁症,这是许多创造力旺盛的人的共同魔咒。

  那段时间,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写出一个短篇小说,且大多为移民题材,包括《失眠的艳遇》《少女小渔》《海那边》《女房东》等,这些小说陆续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发表并获奖。而之所以选择在港台发表,是因为那里的稿费标准更高,每笔稿费和奖金对当时住贫民区、买廉价菜、捡旧家具过活的严歌苓而言,都是可堪大用的“意外之财”。

  身为第五代新移民,严歌苓在这座混杂着各种肤色和族群的美国都市,同时感受着“阶级友爱”和“民族仇恨”。从刚刚解冻的中国走来,芝加哥的一切都显得新鲜和刺激,许多人生的第一次都开始于这座城市:第一次被人从身后掐脖子,随之被温柔礼貌的强盗抢走钱包;第一次沿街找工作;第一次在餐馆打工;第一次走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家具;第一次和美国女同学合租房子;第一次用英文在电脑上写作;还有第一次叫喊英文梦话,直到把自己叫醒……

  这些经历并非全然美好,但严歌苓在犹疑中决定扎根下来,并逐渐站稳了脚跟。她与一位精通八国语言的美国外交官结了婚,虽然过程极尽波折,FBI提出要对她进行测谎实验,但好在共同的旨趣和价值观将二人牢牢捆绑在一起,没被意识形态的敌意拆散。

  移民作家的困境与奖赏

  作为一名移民作家,严歌苓察觉到自身的边缘处境是双重的,在美国,她属于难以融入主流的少数族裔;在中国,她又是移民海外的洋人之妻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,移民作家早已不是新鲜事物,但离开原乡故土后,如何能让艺术生命不至于凋谢,则是一道不小的难题。

  其实,破解这道难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停地写,直到写成生理习惯,写到精神上瘾。对严歌苓而言,写作就是一种秘密的过瘾。“背对世界,把所有杂念排除,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,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,使感觉丰满到极致。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、句子在纸上出来了,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、行为,再往前逼自己一步,再越过一点儿不适,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,因为自由了,为所欲为了。要说活着,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漓尽致。”

  军人的作风和职业化的写作训练,让她保持着良好的写作习惯。她说,如果一天不写作,她就跟没醒透似的;如果一连多日不写,她就感觉像犯了烟瘾的人,新陈代谢都紊乱了。“对我来说,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、烈度,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、兴奋点,瘾就没过去,那一天就活得窝囊。”为此,她的家人朋友必须围绕着她的时间表来转,只要在她的写作时间,必须轻手轻脚,给予极度安静。

  她很好地运用着自己的“边缘人”身份。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,她依然不会开车,她喜欢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,挤在三教九流的人群里他们的衣着、举止,“窃听”他们的谈话。后来搬到旧金山的唐人街,她得以更贴近地关注这些华人移民的生活状态,从他们的装束、神情和偶尔的谈话中,去推断他们是新移民还是唐人街的老街坊。

  她逐渐对北美的华人移民史产生兴趣,这种兴趣想必源于自身的身份焦虑,她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情感认同。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,中国沿海地带就有华人远渡重洋,参加美国的西部大开发,淘金、修铁路、填沼泽造田,这些拖着辫子、戴着斗笠的廉价华工,如蝼蚁一般生存了下来,因抢夺了当地人的饭碗,遭受排挤甚至杀害。

  即便如此,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华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轮船底舱,抢滩登陆,这些男人和女人世代繁衍,抱团取暖,逐渐在异国他乡争取到一片生存空间。

  严歌苓的小说中,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华人移民为背景,她到美国后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扶桑》,讲述的就是19世纪末从中国被拐到美国做妓女的扶桑,与一位美国白人克里斯的爱情故事,这部小说也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白人男童嫖华人妓女的隐秘历史。2002年,小说的英文版出版后,登上了《洛杉矶时报》的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。

  新近改编成电影的长篇小说《妈阁是座城》,也牵扯到早期美国华工赌博的历史——那些为了摆脱家族贫穷命运而来到美国挥洒血汗的华工,却在回乡的轮船赌场里输得一无所有,到达家乡码头的时候,甚至比离家时更贫穷。这些故事或许都是历史的边角料,却被有心的严歌苓一一拾起,成为小说中一片颇有感染力的拼图。

  不同世代的华人移民故事,是严歌苓为自己开发的一片小说疆域,从历史到现实,里面投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历史认知。她戏称自己是“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”,这个带着苦涩和自嘲意味的称号,体现了她与母语主流文学的心理距离。“游牧民”游离于华语主流文坛之外,也处于别族m88.com的边缘。

  她认识到,“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m88.com彻底认同的,因此也从不被异种m88.com彻底同化,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m88.com所感染,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,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。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,决定我们的语言——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。”

  这种因语言和题材特殊性所带来的魅力,或许正是对移民作家的另一种奖赏。驮着无形的m88.com负载,严歌苓与她的外交官丈夫一起游历世界,非洲、澳洲、欧洲、美洲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,全球性的视野让她的文学疆域不再局限于东方。

  青春是永不枯竭的题材库

  严歌苓曾说,他们这一代作家在青少年时代都遭遇过物质贫瘠,但每个人身上都有富饶的故事。对于文学而言,这些故事就是永不枯竭的题材库。因而,即便远离故土,她仍然有写不完的题材,这些故事有的来自她本人,有的来自父母亲人,有的来自战友同窗。因为隔着时空距离,她反而能将记忆中的人和事拉远来看,将其过滤提纯为小说情节。

  众所周知,严歌苓曾在成都军区的文工团担任八年的芭蕾舞演员,后主动请缨参加越南战争,成为一名战地记者。也正是因为在战地医院看到太多的病痛和伤残,让她感到光靠四肢的舞动,完全无法表达内心复杂的思想和情感,再加上认识到自己在舞蹈方面的先天不足,她毅然决定改行从事文学。

  因为出身文学世家(父亲为作家萧马,祖父为《简·爱》《德伯家的苔丝》首任译者严恩春),从小有大量的阅读经验,她一出手就不凡。在25岁的年纪,严歌苓用三个月便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《绿血》。有评论家说,《绿血》所展露的才华,已经不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水准,而是拥有较为成熟和圆融的叙事结构的嵌套技巧,“套中套”结构的有意使用和转换自如,无不显示了严歌苓作为一个“早熟”的青年小说作家的叙事能力。

  《绿血》以及紧随其后的《一个女兵的悄悄话》《雌性的草地》被合称为“女兵三部曲”,讲的都是严歌苓在文工团期间亲身经历过或听来的故事,堪称早期版的《芳华》。《雌性的草地》一直是严歌苓本人最满意的作品,书中以虚实相间的手法和现实主义的白描,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西南部草原上的“女子牧马班”的故事,书中大胆地描写了特殊年代女性的性压抑,她“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通,那就是,性爱是毁灭,更是永生”。

  相似的题材在后来的短篇小说《天浴》中也出现过,被下放到川藏草原放牧的女学生文秀,为了回城不得不与各种男人发生关系,但换回的却是被玩弄的命运。这部小说后来被严歌苓的好友陈冲改编成同名电影,一举拿下了1998年金马奖六项大奖及多个国际奖项,这也让严歌苓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欧美的国际影展上。

  严歌苓对自身生命经验的挖掘远不止于此,长篇小说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中相爱相杀的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是她的父母,只不过现实中她的父母最后选择离异并再娶再嫁,而在小说中她给了他们一个完满的结局;《陆犯焉识》中那位被流放的满腹经纶的留美博士,人物原型其实是严歌苓的祖父,小说中的孙女被这位才华横溢的祖父所折服,却无法理解历史的荒诞和吊诡;而《无出路咖啡馆》中,柔弱的中国女留学生邂逅了一段与美国外交官的恋情,却招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肆意骚扰,这段故事则取材于她与美国丈夫的真实经历。

  在这些与自身经历相关的作品中,往往涉及一些政治运动,她并不会在作品中刻意表达自己的历史观,她觉得将见解直接说教给读者,是一种不高级的做法。在早期作品《天浴》中,她有过“控诉”情绪,但后来她意识到一个人写童年,“再苦也不是苦,都是亲的。”因而,在后来的《穗子物语》系列中,她将悲剧用嘻嘻哈哈的方式来讲述,在她看来,这是更高明的境界。严歌苓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角,而这些女性又通常是具有宽广大爱之人,她们可能迟钝不敏,可能粗俗肤浅,但都如同大地之母,包容着这个世界的肮脏和丑陋,她们的真与善反衬出人间故事的复杂。

  职业化作家的无穷疆域

  许多作家的书写,都难免受限于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经验,尤其在远离了战争、饥荒和灾难的现代都市,人与人的交流越来越有隔阂,私人化的叙事渐成潮流。但严歌苓显然对贩卖个人隐私的写作方式不感兴趣,虽然她的很多小说都取材于个人和身边的故事,但她无不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中。

  严歌苓曾说,“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,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。所有人物的行为,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,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。”正如维吉尼亚·伍尔夫所说:“走向人内心的路,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。”

  她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所受的职业写作训练,她的永无止息的好奇心,让她永远不必担心题材枯竭。有的故事可能来源于一则新闻、一本图书,有的可能来源于朋友的一次偶然讲述,一旦她确定故事有文学价值,她愿意为之付出高昂的时间和金钱代价。

  诸如《第九个寡妇》《小姨多鹤》《妈阁是座城》《陆犯焉识》《金陵十三钗》等作品,都是经过多次实地调研,体验生活、采访相关人物、阅读浩瀚的资料,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所耗费的时间,有时甚至比写作本身还要长。

  《第九个寡妇》是发生在土改时期河南农村的故事,一个地主本要被枪毙,但儿媳妇把他藏到了红薯窖里,一藏就是二十多年,直到地主也可以获得自由时,才重见天日。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又朴实感人,小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。当严歌苓从内参上读到这个离奇的故事时,她立马意识到可以创作一部很好的小说,为了收集素材,她奔赴河南孟津,找到当年地主的儿子,还跟着农民同吃同住,到田里学习摘棉花、起红薯。

  《小姨多鹤》是讲述一个在东北的日本开拓团后裔的故事,二战结束后,开拓团成员或逃回国,或选择自杀,而一位名叫竹内多鹤的女子,却阴差阳错地被一户人家收容下来并生儿育女,此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,让这个家庭不断遭遇险境。严歌苓为了了解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事方式,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庄,看到日本老人是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,又如何退着走出去,如此,多鹤的倔强和温柔才算有了眉目。

  为了写《妈阁是座城》,一个澳门叠码仔和赌徒的故事,她又化身赌客,多次前往澳门。为了体验赌徒心理,学习赌博技巧,她还坐上赌桌,一连输了四万块钱。严歌苓曾打趣地说,“如果书卖得不好,可能成本都捞不回来。”

  写作是一个人的赶路,当一个作家背向世界,心无旁骛地面对稿纸或键盘,他的征途就已然开启。有时候,这条路上会非常痛苦,会写坏脾气和胃口,甚至写坏与家人的关系。严歌苓对此深有感触,但她说,“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理需求,哪一天没有几句神来之笔,我就睡不好。写作给我快感,给我新生。有时,我觉得我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。”

  在年初过完六十岁生日的严歌苓,因宣传电影和图书《妈阁是座城》,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,她像往常一样,保持着精致的妆容和饱满的状态,接受提问和围观。但只要回到柏林家中,她就会过起规律的写作生活,这是职业化的严歌苓保持高产的秘诀。她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。

(责编: 李文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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